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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11月29日，中央電視臺財經頻道《經濟半小時》欄目報道了名為《關不掉的污染化工廠》的節目，節目組實地拍攝和報道了7家化工廠污染的問題，引起化工行業內和大眾領域廣泛關注。緊接著，11月30日、12月1日、12月2日、12月3日連續5天，報道了包括山西晉城、重慶、山西呂梁、湖北宜昌、江西彭澤等城市和長江、黃河上下游旁邊的化工、冶金等污染企業情況。

　　 這些企業中，包括業界知名的中化重慶涪陵化工有限公司、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攀鋼集團、中鋁下屬分公司、國家電投山西鋁業有限公司、攀枝花釩鈦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江西彭澤縣磯山化工園區等21家化工、冶金企業和園區被點名。早在之前，2013年8月11日，華遠地產董事長任志強就攀鋼集團排污一事發布微博稱，攀鋼釩鈦下屬子公司“攀渝鈦業向長江直排污水的排水口，紅色的污水含鐵量超標近百倍”。為何國家一再強調環保生產，卻還有一部分企業屢教不改呢?

 違法成本太低

　　守法成本高，違法成本低，這在我國的環保中，并非偶然現象，據了解，國家曾對廣州4家排污企業進行查封時，一家工廠負責人表示：“我們寧可繼續生產也不愿治污，大不了繼續受罰，反正環保罰款的錢遠不如停業整頓的損失和環保設備的購置維護費多”。盡管該企業因多次排污受罰，但前前后后加起來，也僅被罰了1.138萬元。如涂料行業的環保成本很高，動輒百萬，甚至幾千萬。處理VOCs的設備很貴，效果好的進口設備有的高達7000萬，每年的運營和維護費就五六十萬，國產設備動輒四五百萬。固體廢棄物的處理費，每噸要4000元，一年下來，往往上百萬。

　　在某些時候，環保執法常常陷入“排污、查處、罰款、繼續排污、繼續查處、繼續罰款、再繼續排污”的輪回。在這種怪圈中，執法不斷，罰款不斷，但排污不止。違法者“理直氣壯”，把罰款看做是對排污的一種認可。

　　據了解，針對企業排污行為的經濟手段和監管措施存在滯后和不合理，企業違法排污的投入產出比高，選擇違法排污就成為必然。我國排污費的征收標準偏低，遠遠低于治污成本，同時存在少收、漏收、征收不上來諸多情況，難以達到促使企業削減排放的目的，其次，處罰力度不夠，缺乏刺激企業自覺控制污染的動力，有人曾算過一筆賬，高污染企業每噸廢水的治理成本一般在幾萬元左右，偷排每日的凈收益往往能達到幾十萬元，而環保部門的最高罰款限額為10萬元，這使得一些企業寧愿受罰也不愿采取措施防止污染。

　　企業社會責任感差

　　近年來，環保、低能耗、低VOCs已是大勢所趨，國家倡導、企業跟進，可持續發展已然不再是一紙理念。辦企業就像做人一樣，要遵守基本的道德底線和國家的法律法規，尤其在化工行業，本就屬于高危化品行業，這個行業人身上承擔的社會責任遠比別的行業要承擔的多。隨著國民健康意識提高，整個地球、人類生存環境在環保要求上不斷提高，使得這個行業必然朝著健康、環保的方向發展。但現在一些企業為了追求片面的經濟利益，完全置國家的法律和社會責任于不顧。同時企業的負責人對社會責任抱有錯誤理解，特別是對企業的經濟效益與社會責任、長遠發展和企業社會責任之間的關系缺乏正確的認識。

　　國家政策缺失

　　企業的社會責任是其除了盈利之外所做的對社會有意義的事情，而國內一些企業缺乏社會責任感，究其根源在于政府失職。在環保問題上，當一個地方的經濟發展盲目追求GDP的時候，任何污染企業便會堂而皇之上堂，不會受到任何處理，無論該企業是何等的污染。在市場經濟發展的條件下，政府是裁判員，企業僅僅只是運動員，對于犯規的運動員應該依法進行制裁，而目前的狀況是，不僅沒有對企業進行制裁的法規，反而政府在過分縱容企業進行污染，破壞環境。政府對企業監督力度不足，很多政府官員對企業社會責任問題了解甚少，或者根本沒有概念，對它的利害也沒有清醒的認識，只注重企業的利潤和稅收，而對其違法行為的監督力度不夠。另外，有些污染企業對違法生產存在僥幸心理，即使現場被發現，環保部門對事故責任人大多只能處以罰款，而由此造成的環境污染在短時間內很難治理，還要花費人力、物力、財力。

　　面對層出不窮，屢教不改的各種排污違法行為，各級環保部門必須加大懲罰力度，切實改變違法成本低的問題，讓違規企業付出高昂的代價，才能真正起到震懾作用。化工行業在未來生產中，要切實遵守國家法律法規，安全環保生產，做對社會對國家高度負責任的企業，為美好明天貢獻自己的一份力量。